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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版的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也很普遍，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拯救这些“病人”，先要走出心理的误区……
文／阎逸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弗
兰茨·卡夫卡无疑是最伟大
的作家之一，作为表现主义
文学的先驱，他的名字已经成为字典中形容荒诞、恐怖的代名词：kafkaesque。诗人W·H·奥登在《卡夫卡问题》中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的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那么，卡夫卡是首先会想到的名字。……卡夫卡之所以对我们重要，是因为他的困惑，亦即现代人的困惑。”
卡夫卡展现了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痛苦和磨难、孤独和愤懑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小说里，人类找不到出路，无家可归，有的只是绝望。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动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职员，连卡夫卡自己看起来也是一个弱者。他说，作家就是一个弱小的生命。他还说，为了原谅自己内心的弱小，他总是把外部世界描写得很强大。
他所描写的都是那些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孤独，迷惘，遭受压迫而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正是这样一幅幅令我们感到震惊和恐惧的画卷，使生前默默无名的卡夫卡，成为身后苦难世界的一则预言和寓言。仿佛他是在为人类的未来敲起一阵阵急促的警钟，钟声响处，荡起的却是一片片病态的暧昧的波纹。
卡夫卡笔下的象征，带有一种荒诞的性质。当他想要表现人的孤独，那种绝对的没有止境的孤独，那种自然界里所不存在的孤独时，他就把自己的主人公变成甲虫。或者，他也可以把它变成木桩，像贝克特那样，把主人公写成一个没手没脚、不会讲话的木桩。甲虫式的人，就是孤独的纯粹象征，就是孤独的符号。卡夫卡作品常有那种动物或昆虫和人之间尖锐的对峙，但象征的外貌与内容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最多也只能算是旁系亲属而已。甚至连旁系亲属也不是，只是为了掩饰对生活的恐惧，把灵魂问题弄得更加隐晦，而彼此隔绝：一个暗示着现实，一个徘徊在梦境。
这种渗透到卡夫卡的每一行作品里的荒诞，是卡夫卡把生活非现实化的基本手段，它预先排除了弄懂书中事件的任何潜在可能。一切的一切——房间，事物，人，谈话，和思想——全部都像沙子一样，会从手指缝里慢慢漏掉，而最后剩下来的就只是对于不可理解的、荒诞无稽的生活的恐惧情绪。
世界和生命都是完全出乎卡夫卡意料的存在。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戈尔把恐惧和绝望看作是对一个破碎和无意义世界的回答，卡夫卡也生活在这种本人本质之中，用一个词来表述，那就是：恐惧。他的一生似乎都是在失意和绝望中度过，多病的体质和敏感而又忧郁的神经质，1920年的精神崩溃，很早就从银行退休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一直笼罩着一种难以排遣的压抑和苦闷，特别是晚期作品晦涩难懂，近于梦呓，多反论悖论，按正常的逻辑往往难以理解。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01年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后转学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23年迁居柏林，1924年6月3日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基尔灵疗养院。
童年的梦魇
卡夫卡一生都活在父亲的阴影下。
在他的文字里，那个顽固不化的父亲似乎生来就值得批判，那种无形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强权。他的父亲，一个乡村屠户的儿子，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自己的小市民幸福：在布拉格经营着一片生意兴旺的店铺。这种人生成就养成了他异常自信和自满的性格，而这正是卡夫卡天生反感的东西。
父子两人性情完全不同，彼此之间不能了解。父亲要求儿子感激他，恭敬他，绝对服从他。他专制而粗暴，是家里的暴君，从小就压制儿子的意志，剥夺他对自己的信心，对儿子的学习、生活不闻不问，只是偶尔指手画脚地训斥一通——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为性格坚强而又能干的年轻人。卡夫卡没有力量反抗这种暴政，他唯一还能做到的，就是逆来顺受，他的内心中对父亲一直存有无法消除的畏惧心理。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体格壮硕，脾气火暴，他期盼儿子像自己一样刚猛，然而卡夫卡瘦弱的外表和性格，简直和父亲有天壤之别，卡夫卡叙述自己在父亲面前自惭形秽。在1919年的《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这样写道：“我又瘦，又弱，又憔悴，你又宽，又大，又强壮。”卡夫卡一生都在尝试着与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他的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
无论是在童年还是在求学期间，无论是职业还是婚姻的选择，父亲巨大的身影总像噩梦般缠绕着卡夫卡。父亲对儿子的行为总是暴跳如雷，特别是卡夫卡经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来，更让父亲火冒三丈。父亲从来不曾试着去理解儿子的才华，也不喜欢儿子的朋友。
卡夫卡回忆童年时说，有一次，为了找人跟他说说话，半夜藉口要水喝，无理取闹，结果被父亲扔到屋外的走廊，罚站一夜。他说这对他的心灵伤害很大。父亲不在乎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每天在餐桌上，他最在乎的只是孩子有没有遵循种种严苛的餐桌礼仪，他自己却可以吃得杯盘狼藉，同时剪指甲、挖耳朵，还时时吆喝著：“快！快！吃快点！”卡夫卡称父亲是“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说自己“像奴隶活在父亲掌控的世界里”，他“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父亲的律法单单为他而设，他却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亲的要求。”
尽管卡夫卡的好友和遗稿整理者马克斯·布罗德曾批评他有意将童年的梦魇过度放大，但对卡夫卡而言，父亲就是恐惧的源泉，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他敏感、怯懦的性格，无归属感、陌生感、孤独感和恐惧感等等这些性格上的衍化物，以及和这个世界的格格不入，都和童年的这种经历密切相关。他这种靠习惯养成的纯属心灵性质的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之为“双亲症结”，佛洛伊德将其所有的病因含义，转接到反应个人及其特殊气质上。这种常有的潜意识性伴随着阴暗的创作基调几乎出现在卡夫卡所有的小说叙述里。
孤独的自我书写
父亲专制而粗暴的身影，在卡夫卡的作品里随处可见。
小说《美国》中的主要人物卡尔的残酷的父亲，硬是把儿子放逐到海外。短篇《判决》中的父亲对儿子百般责难，给儿子判了死刑，而儿子也就遵照父命，投河自尽，最终那句“亲爱的父母，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完全可以看作是来自卡夫卡内心无声的呼喊。在《变形记》中，父亲无所不在的巨大身影再次出现。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也受到父亲的厌恶和冷遇，他的死甚至都是父亲造成的：老头子扔来的一只苹果，陷进他的软绵绵的后背，这就是他致死的原因。
这篇小说里还有软弱的母亲和冷漠的妹妹两个人物，仿佛两个形同陌路的旁观者。而在实际生活中，卡夫卡与母亲关系是正常的，与他第三个妹妹特别要好。《变形记》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的暗示：即使像他的妹妹那样爱着哥哥，而一旦这位哥哥患了致命的绝症，久而久之，她也会像小说中的那位女郎那样厌弃他的。这部描写人际关系疏离的作品，最能说明卡夫卡的殊异风格，他让不完美的人，贱化为昆虫，被原来爱他的亲人嫌弃、厌恶，如《圣经·诗篇》中的诗句：“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根据这些作品，仿佛可以把卡夫卡和后期印象派的德奥作家并列在一起，因为揭示父子冲突问题正是他们的特点。但与他们不同的是，卡夫卡从未打算从社会的角度来处理这些问题：在他的主人公们和他们的父亲之间没有思想分歧。他笔下的儿子并不反抗父亲，他们是消极而顺从的，甚至倾向于把一切过失都担在自己身上。这与现实中的卡夫卡情形相同：1911年底，卡夫卡的父亲生病，要求儿子每天下班后到工厂巡视，卡夫卡沉默不语地顺服，直至被沉重的枷锁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荣格在《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中说，心灵的症结中永远都有冲突存在——不是冲突的原因，就是冲突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受惊、骚乱、心理痛苦、内在挣扎，也许是某种障碍，但同时也是种激发人向上的刺激物。心灵的症结复杂多变，其中少数典型化的主要形式，其来源都是起自孩童时代的最初经验。
卡夫卡的创作，一般说来，极其带有自传色彩。《美国》里卡尔·罗斯曼因女佣而被放逐的故事，就曾发生在卡夫卡本人的童年时代。《变形记》里的萨姆沙一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卡夫卡一家的翻版。《城堡》里的弗丽达，就是卡夫卡的第二个未婚妻……甚至主要人物的名字也永远影射着卡夫卡本人。《审判》里的约瑟夫·K和《城堡》里的K，只是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但决不是唯一的例子，它表明卡夫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想着自己，讲着自己的。
卡夫卡这个名字在捷克语中意思为“寒鸦”。卡夫卡说：“我是一只卡夫卡鸟，一只渴望藏身在石间的寒鸦。”寒鸦因离群索居而孤独，又因恐惧身外的世界而渴望藏身石间，因而更显孤独凄怆。
异化现象
在世界众多的作家中，卡夫卡绝对是一个异数。一方面，他几乎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是非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一方面，他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另一方面，他又是反现实主义者。
卡夫卡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结帮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也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他在德国人当中也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不完全是奥地利人。一生都没有归属感的卡夫卡，在任何地方，都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既没有祖国、又没有同胞的人。
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期，犹太人的血统，使得在当时的布拉格，他总是一个被压迫的对象。他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他的长篇和短篇都和布拉格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他来说，这个城市就是一切。但卡夫卡的布拉格只是一个阴暗的、破旧的、无家可归的布拉格，因为连卡夫卡本人在那里也是无家可归的，即使“在自己的家庭里，我比最陌生的人还要陌生”。这种异化的心理历程，以其全部荒谬的、不合逻辑的、离奇曲折的作品结构，反映了卡夫卡眼中异化了的世界。
异化：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它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但在卡夫卡看来，异化的世界却是真正的、自然的世界，不管它多么不正常，多么可怕而且讨厌，都是合乎规律的。约瑟夫·K被捕后的状态，或者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状态，既是一种异化状态，同时也是一种开始认识自己的清醒状态，但由于沉重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迫，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而异化为非人。
卡夫卡在谈及异化现象时说：“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那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在异化的社会中，卡夫卡仿佛被孤零零地抛弃了，他没有藏身之所，他的头顶上没有屋檐，在人们有保障的事情，在他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他仿佛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处在衣冠楚楚的人们当中。
在卡夫卡眼中，异化的、不受人控制的世界，才是我们唯一的世界，而且到任何时候也是唯一的，因为我们不配得到好一些的。在《饥饿艺术家》中，这种从世界异化出的人性是尖锐刺骨的：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四十天。表演结束时，绝食者已经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后来他被一个马戏团聘去，把关他的笼子放在离兽场很近的道口，为的是游客去看野兽时能顺便看到他。可是人们忘了更换记日牌，绝食者无限期地绝食下去，终于饿死。这里的饥饿艺术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动物了。
恐惧型人格
对于我们这个拥有65亿人口的地球来说，卡夫卡的恐惧仅仅只是一个文学上的个案。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17亿人患有各种各样的恐惧症。
在卡夫卡小的时候，女仆总是威胁要向老师告发他在家的调皮捣蛋，虽然这种告发从来没有实现，但是卡夫卡却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最终，她真的没有告诉老师，她从来没有告过我的状，不过，她一直有可能告状，而且这个可能性不断地增大，……她是决不会放弃这种可能性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卡夫卡小时候就很容易产生恐惧感并由此产生幻觉，他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恐惧型人格障碍的人，他的恐惧感使他对世界和对自己都产生了极度的不安情绪。
恐惧型人格障碍，它是一种天生敏锐的气质和敏感的体质在幼年不断受到威胁、指责、高压下造成的心理阴影，是人们在真实或想象的危险中企图摆脱危险而又无能为力的一种逃避情绪。专断的父亲、唠叨的母亲、家庭的冲突、生活的压力，或者来自对外界的害怕、对内心的混乱欲望、对过去的事的影响、对将来事的担心等等，都会导致这种人格障碍。
恐惧型人格障碍分为以下三种类型：①对某种特定环境或某种特定物体的恐惧，如恐高、害怕乘电梯、怕蛇、怕虫等。表现为不敢正视、害怕和逃避，多数有与恐惧对象相关的不愉快经历和体验。这种单纯性恐惧症有时是由于儿时某一次遭遇引起，成长后会逐步减弱。但有些则在成人期骤然发生。②对公众的注视或与他人交往感到恐惧，害怕自己的行为会带来羞辱。表现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就会出现紧张和害怕感，而不敢与人交谈，甚至对视。如出现面红或感觉面红、心慌心跳、出汗多、发抖等令人不愉快的感觉。③ 对公众场所的恐惧，表现为进入一些特殊环境时就会不自主地产生恐惧感，总想逃避，如若不能实现，就会心慌心跳、呼吸气促、出冷汗、头脑混乱、手足发抖、肌肉抽动，甚至昏厥。但一经离开恐惧环境，即可自行恢复正常。
在古代，恐惧曾被一度认为是一种遍布全身的物质，能够引起双膝颤抖、胃部收缩。这种物质平时潜伏在人体内部，只有在危机迸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并刺激人体出现以上现象。现代的条件反射理论认为恐惧感是因某些无害事物或情景与令人害怕的刺激多次同时出现，形成条件反射成为病人的恐惧对象，并引起焦虑。而最新的医学证据则证实：恐惧感的产生与扁桃体有关，它产生于扁桃体中神经细胞间微小的纤维链。
卡夫卡的扁桃体是否正常，恐怕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恐惧是他生存的基本态度。在致情人密伦娜的书信中，卡夫卡颤抖地写道：“我的本质是：恐惧。”但这种恐惧背后还潜藏着卡夫卡巨大的人生渴望：既渴望婚姻，渴望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同时又极度恐惧婚姻伦理，将婚姻视为“一生中迄今最恐怖的东西”；激烈批判社会，却又善待亲友，与同事上司打成一片；内心的孤独如幽灵一般无处不在，但却又不乏好友知己；一生将女人视为“荒漠”，却从来不曾终止过恋爱……
在中国，社交恐惧症以女性居多，因为女性多数内敛、含蓄，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交恐惧症的判定。对社交恐惧症的治疗，普遍采用脱敏的方法，也就是让一个人逐步学会在容易产生恐惧的情况下能静下心来。主要有催眠疗法、强迫疗法、情景治疗和认知疗法，并佐以药物疗法。
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
卡夫卡一生都沉浸在孤独感和恐惧感里，他在现实与梦境之间徘徊，周遭的人和事，如一只躁动的手拨动着他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他成夜地写着他的手稿，克服着头痛，克服着一阵阵疲倦、忧郁和绝望的情绪。
作为一个个体，卡夫卡从来没有希求别人能真正理解自己，他总是把自己封闭在体内，写作成了他唯一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 对卡夫卡而言，写作是一种自我体验，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命燃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梦。梦是通向内心深处和心灵中最幽深最隐秘的一扇小暗门，在梦里他过着一种补充性的生活：可以抗争，可以控诉，可以同魔鬼拥抱。
然而，恐惧感渗透到了卡夫卡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外界对他的威胁。他知道自己古怪、病态、阴暗而绝望，他知道他到底也没有看到生活中最主要和重要的事物，并且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他说：“在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上则刻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我们两个人相同的是一个字眼——‘一切’。”他试图把还能拯救的事情加以拯救，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仿佛世界上没有卡夫卡这样一个作家，而且也从来不曾有过。
可以说，卡夫卡本身就是一个流血的寓言，他在给女友米伦娜的信中说：我走过的三十八载旅程，饱含着辛酸，充满着坎坷。恐惧和孤独，在他的笔下包含着对另一种生活形态的批判：甲虫和人，饥饿艺术家和观众，K和城堡的官员，等等。一切都不正常了———正常的事物，需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让它重新显形。而他自己“将从一个孩子直接转变为白发苍苍的老翁”。
然而，卡夫卡也并不是一直这样阴郁绝望的，他在日记里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人只须有一次转向善的一边，他便得救了，无须顾及过去，甚至无须顾及未来。”这似乎可以解读出卡夫卡光明和希望的一面，尽管他的眼睛时刻流露着内心的恐惧，尽管悲观绝望的情绪始终存在着，甚至存在于喜悦的时候。
布罗德说得好：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责任编辑：唐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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